文字獄是指統治者迫害知識分子的獄事，中國許多朝代都有文字獄的記錄，接下來趣歷史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文字獄就是因文字緣故而造成的罪案，隨著封建社會中央集權的不斷加強而愈演愈烈。清代文字獄對法律帶來了影響，并且主要是消極影響。從宏觀上說，對法律的公正性帶來了消極影響。這包括對罪刑法定原則與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類推原則的破壞。
從微觀上看，清朝文學監獄損害了清朝司法權的公正，包括中央三法司和地方官員的司法權。我們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在分析一定時空下的歷史現象的同時，也要從中脫身，在一定的高度上分析和批判制度和規律的不足和不足，以求取長補短。
一、清代文字獄的類型
1、官員
在文字獄案件中，也有官員因文字詩書等坐罪，其中不乏位高權重者。在程黎《秋水詩鈔》案中，因王世凡與程黎有嫌隙，遂告訴趙永德其《秋水詩鈔》為逆書。而趙認為可以趁機敲詐程一筆錢。然而程面對趙的威脅不為所動，趙遂將其告到官府。經查明，趙永德屬于誣告。后續處理則不按照非常大獄文字獄的處理程序處理了。在黃檢案中，黃檢將其祖父黃廷桂與皇帝之間的奏疏刻印成書，并贈送給其
他地方官員。此舉惹怒了皇帝，也使得朝廷上的其他官員人人自危，生怕自己有什么與此類似的言行惹怒了皇帝。由于黃檢及其他做官的親屬認罪或者說交代情況的態度良好，皇帝心里的怒氣得以平息，黃檢與其親屬則以降職處理。尹家銼在編寫家譜的過程中用了“宗廟”、“宗器”這樣的字眼。而只有皇家才可稱“宗”，一般人家都稱“家廟”。此外，尹嘉銼將尹母的死亡稱為“亮”，這又是犯了忌諱的。據《禮記》記載：帝王死亡稱崩、諸侯為“亮”。到了唐代發展為，二品以上的官員死亡才可稱亮。而此時的地方中央官員，嗅到了風向，出于各種目的，開始查抄尹氏的詩文，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文字之禍。《清代文字獄檔》中記載：“經大學士等按律定擬，奏凌遲處死，”’但是因為尹家栓：“為父私情，姑從寬免。”于是尹嘉銼獲得皇帝的加恩由凌遲處死之刑改為處絞立決。
2、平民
在丁文彬逆詞案中，丁文彬寫的《洪范春秋》等書籍中，又是登基為王，又有國號，年號，還有大肆封官拜爵的文辭。這在當時看來，確屬“大逆不道”了。從丁文彬的供詞中得知，他的書竟是什么上帝命其作之。他還在書中說：“蒙上帝時時啟迪，常在身旁說話，常人不能聽到的。”’從此觀之，也可確定丁文彬為精神病無疑。對“造作逆書”的丁文彬依“大逆”律，凌遲處死。其胞兄丁文耀因不察而斬首示眾，并抄沒全部家產，其侄丁士賢、丁士麟斬立決，后改為斬監侯。在王殉遣兄投遞字帖案中，王殉王琦兩兄弟投遞詞帖給當時的戶部右侍郎兼國丈金簡，被認為是妖書。經查明，王琦家中又有：古序、對聯妄稱仙筆，希圖進呈，已屬不安本分之人。軍機大臣于敏中認為王氏兄弟是膽敢編寫此等悖逆的書籍，實屬可惡。這王殉應該按照造作妖書律這一律條擬斬。他的兄弟王琦替他上京進呈著作，即使沒有與其弟共同編造該書，也說明他也不是安分的人，應當發往烏魯木齊給兵丁為奴。
二、清朝文字獄產生的表現
1、查繳禁書
清朝統治者雖然通過發動一系列的文字獄來維護其統治，讓漢族人民絕對臣服，不得有一詞半語的不滿，但明朝一些野史仍存在民間，這些野史使統治者不得不顧慮重重。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全國獻書活動進入高潮，當大批圖書集中到北京之時，乾隆皇帝才暴露了他的寓禁書于征的真實意圖。隨后他又連下諭旨，嚴令各省把查繳禁書放在訪求遺書的首要地位。與此同時又責令“四庫全書館”將各省進到之書詳細檢查，發現有觸及禁忌的書文，即行撤出銷毀。乾隆皇帝在沒有物證的情況之下，重治彭家屏，他的用意是很明顯的了，這就是要殺一儆百，震懾漢族臣民。這樣彭家屏的冤獄還是最終了結。
一潭死水激起的幾輪微瀾漸漸平息下來，但乾隆皇帝在處死了彭家屏之后卻并沒有感到寬慰，依然留存于民間的明末野史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覺。此后他又策劃發動一系列文字獄使有可能礙于清廷統治的書籍統統銷毀。乾隆圍繞《四庫全書》的纂修，一系列禁書上諭與禁繳命令，將禁書與《四庫全書》編纂連成一體。《四庫全書》修好后，進行重檢時，又焚毀了若干書籍。乾隆編纂《四庫全書》的目的昭然若揭，并不是對中國文化進行的全面總結，而是將不利清朝的書籍焚毀。修書是手段，禁書才是目的，從而構成了清廷禁書的另一特征。
2、制造恐怖氣氛
康熙、雍正主要打擊對象是具有反清思想的士大夫或政治上的反對
勢力，獲罪的多是官吏和上層知識分子。乾隆年間，文獄是為了迎風捉影，加上不必要的罪名。大多數罪犯是低級知識分子。乾隆只是想在知識分子中制造一種恐怖的氣氛，展示皇帝的生死大權。那個時候，背誦詩歌和作文，很容易被指責無謂的罪名，被牽連進文學牢獄。皇帝這種牽強附會主要因為清朝以異族入主中原，他們知道漢士人有反抗情緒，當他們看到比較敏感的字如“明”、“清”就會聯想發動文字獄，主要想讓漢族士人打消這一念頭，造成恐怖氣憤，顯示皇權的至高無上。
三、清朝文字獄產生剖析
1、清朝加強中央集權
清朝入關后，一方面進行了武力斗爭，鎮壓農民的起義和南明的反
抗勢力,統一了全國;另一方面也面臨著將如何統治中國這個問題。清初順治時期，沿襲明制，仍以內閣作為政府的中樞機構，內閣的最高長官是大學士，但實際上內閣的實權遠不及明朝。內閣由皇太極的文館及內三院演變而來，職能只是負責起草，傳達詔令，代批擬旨等，實際相當于皇帝的私人秘書。由于清初內閣并沒有實權，而當時只有一個中樞輔政機構嚴重威脅著皇權，那就是議政王大臣會議。由于政治部部長會議的成員大多由滿族人組成，實權始終掌握在滿族貴族手中。一些滿族貴族經常通過政治國王和大臣的會議來壓制皇權。因此，在清初，大臣專橫的情況屢見不鮮。
2、滿族統治者為了震懾漢族的文人士子
滿族統治者對漢人非常警惕，對他們心存疑慮，唯恐他們再次造反。在清朝建立之初，全國各地經常爆發反清斗爭，迫使清朝統治者采取強有力的防控措施，包括加強思想控制，阻止漢人發動另一場抵抗斗爭。到乾隆朝更發展到了病態的猜忌和恐懼，必欲徹底剪除漢人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氣節而后快。縱觀清朝文字獄史，屬于留戀前明反對滿清的案子，的確不少，然而更多的則是統治者蓄意羅織的，牽強附會，吹毛求疵，雞蛋里挑骨頭的結果。意圖很明顯，就是要借此來震懾漢族的文人士子，讓他們俯首聽命，安分守己，不要和滿人對抗，其中，函可的《變記》案就是最早因民族矛盾這一原因而產生的，而后來的呂留良案則是最為典型。
結語
清朝文字獄的產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多種原因交錯發展而成的，是封建專制中央集權高度發展的必然結果。客觀上，清朝這一少數民族為了維護其統治加強思想控制，而使用文字獄這一手段，而當時的少數漢人為了個人利益而互相告訐是清朝文字獄產生的人為因素，導致文字獄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