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宋文帝劉義隆的文化舉措有哪些?劉義隆召雷次宗在京城雞籠山開設“儒學館”講學，與玄、文、史三學合為《四學》，下面小編為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陳壽死后百余年，三國史料大量出現。《三國志》內容精潔，三書很少重復，然宋文帝認太過簡略，故詔令裴松之作注。裴松之收集各家史料，“繪事以眾色成文，蜜蜂以兼采為味”，彌補《三國志》記載之不足，文帝驚嘆為“不朽”之業。

　　裴松之一生最大的貢獻，在于注釋《三國志》。晉代陳壽撰修的《三國志》，內容精潔，然宋文帝認為太過簡略，故詔令松之作注。松之收集各家史料，彌補《三國志》記載之不足，他的注釋方法有四大原則：“一曰補闕、二曰備異、三曰懲妄，四曰辯論。”

　　清代《四庫提要》將其所用方法，分析為六類：“一是引諸家之論，以辯是非;二是參諸家之說，以核偽異;三是傳所有之事，詳其委屈;四是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五是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六是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

　　裴松之作注所根據的史料，可考者多達一百四十余種，較《三國志》原書多出三倍。

　　宋文帝驚嘆為“不朽”之業。“裴松之注博采異聞，而多所折衷，在諸史注中為最善，注家亦絕少此體。”從唐代開始，有學者對裴松之《三國志注》亦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主要針對裴注資料龐雜繁蕪和體例不純。劉知幾說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達”，章學誠也說：“裴松之依光于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

　　《四庫總目》批評裴注“嗜奇愛博”，多引用《搜神記》、《異林》、《列異傳》等書，“此類鑿空語怪凡十余處，悉與本事無關，而深于史法有礙，殊為瑕穎。”

　　范曄的史書巨作、“前四史”之一的《后漢書》亦是元嘉年間完成。

　　前四史，是指“二十四史”中的前四部史書，即為前四史四本書。包括西漢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東漢班固的《漢書》、南朝范曄的《后漢書》以及西晉陳壽的《三國志》。

　　《后漢書》，“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由中國南朝宋時期的歷史學家范曄編撰。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

　　《后漢書》中分十紀、八十列傳和八志(取自司馬彪《續漢書》)，全書主要記述了上起東漢的漢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

　　《后漢書》大部分沿襲《史記》、《漢書》的現成體例，但在成書過程中，范曄根據東漢一代歷史的具體特點，則又有所創新，有所變動。

　　《后漢書》結構嚴謹，編排有序。如八十列傳，大體是按照時代的先后進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為兩漢之際的風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時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將領。

　　《后漢書》的進步性還體現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頌正義的行為方面，一方面揭露魚肉人民的權貴，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剛強正直、不畏強暴的中下層人士。例如，在《王充王符仲長統傳》中，范曄詳細地收錄了八篇抨擊時政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