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知道讀者都很感興趣王安石的變法為什么會失敗?今天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首先，王安石值得我們尊敬、崇敬，即使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他都是一位人品、能力俱佳的完美政治人物;至于他的變法為什么失敗，原因很現實：動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而唯一支持他的宋神宗卻又有心無力、英年早逝。

　　王安石：封建時代的完美人臣

　　與一些杰出政治家幼年貧苦、通過努力出人頭地的“勵志”經歷不同，王安石自小家境優渥，其父親歷任韶州和江寧府的通判。在北宋時，通判是州郡的副職，與權知軍、州事共同處理政事，并且還有督查、審核官員的職責。生在這樣的地方大員之家，王安石稱得上是個官二代。

　　但與當今某些官二代、富二代的不學無術不同，王安石自小就比較上進，而且天生極度聰明，據說有過目不忘的才能。年僅24歲時，他就考中了進士，據說本來位列第一，但由于卷子中有個字眼犯了朝廷的忌諱，因此被降為第四。

　　王安石位列唐宋八大家，至于他的文采，在此不再贅述。在政務能力方面，他早年擔任鄞縣知縣時，任期剛滿，縣里人就給他建立了生祠，其后以自己的能力步步高升;在人品方面，更被一些同僚視為楷模，他的夫人曾給他買了個妾，但得知這個女士是因為家里要賠償官府而被丈夫賣掉后，王安石立馬把她送回去;與其他醉心于功名富貴的士大夫不同，除了文學、政事外，王安石對個人榮辱富貴毫無興趣，據說，有一次官差來他家送信，看到穿著樸素、毫無架子的王安石，竟以為他是府上的仆人;因此后來他被政敵羞辱“囚首垢面而談詩書”，也就是穿著像個叫花子一樣，還敢沾污詩書這種高雅之物。

　　但王安石并不是一位清高的出世者，他對北宋當時積貧積弱、內憂外患不斷的處境極為擔憂，早在宋仁宗時期，他就上了一封萬言書，主張進行徹底的改革，但并未引起朝廷重視。

　　對這樣一位完美士大夫，宋神宗還是太子時就對其極為仰慕，因此在即位后立即把他召進朝廷委以重任，并全權負責改革事宜。

　　王安石變法的本質：削弱權貴利益，實現國強、民富

　　用積貧積弱來形容北宋朝廷，并非夸張。為了應對契丹、西夏等異族政權，北宋的禁軍增加到八十多萬;為了負擔浩大的軍費，民間的稅率已經高到怨聲載道的地步，但這還遠遠不夠，以至于朝廷不得不花光趙匡胤、趙光義時期的儲蓄，史書稱“百年之積，惟存空薄”。后來李元昊向北宋稱臣，但代價是宋朝每年“賜”給他絹十萬匹、白銀十萬兩、茶葉四萬斤，民間負擔更為沉重。同時，由于上百年的重文輕武，北宋“人不知戰，國不慮?！?，軍隊戰斗力差到無以復加。

　　但北宋并不是沒錢，但錢在哪呢?在士大夫、官員、地主手里。當初為了鼓勵人們棄武從文，北宋統治者對文人階層關照呵護備至，其中有一條，就是可以免交很多名目的賦稅。

　　而王安石的變法，正是為了扭轉北宋當時的弊端，無一不是要放既得利益階層的血，舉例說明：

　　經濟改革的核心——青苗法，每年的青苗時期，農耕即將開展、百姓急需用錢時，由官府出面向放貸，收取利息二分;而之前這部分工作時民間的富商豪強的專利，他們收取的利息是五分。所以，青苗法既降低了百姓負擔，又增加了朝廷的收入，但唯獨損害了權貴的利益;

　　募役法，允許百姓以交錢來抵消徭役(就是義務為官府干活);原本不用服徭役的官宦之家、寺廟等，也要按照旗下人口數量繳納一定的費用，標準只是尋常百姓的一半。這一政策極大解放了基層老百姓，并且特權階層也得按人頭收稅，能夠杜絕貧民依附豪強、有效打擊土地兼并，是標準的利國利民之舉，但巧的是，又讓權貴付出了一點代價;

　　市易法，有點像漢朝時的常平倉，即由官府設立交易所，維持物價穩定、避免大商富賈炒作物價，顯然，這一政策又觸動了某些人的利益;

　　在軍事方面，推行保甲法以取代募兵法，削減臃腫的軍人數量，轉為追求質量，本質是要恢復初唐的府兵制，但這一制度的前提是要耕者有其田，再次觸動大地主們的利益;

　　同時，王安石的變法主要內容還有鼓勵各階層養馬，取消更戍法、給軍隊固定主將，恢復廢除已久的武舉，改變科舉考試內容、廢除詩賦增加政論，改革官制、去除冗官等等。

　　因此，王安石變法，實際上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對北宋的弊端進行徹底的整頓，對社會利益進行重新分配，說白了就是要割權貴、士大夫們的肉，來為朝廷輸血、為百姓減負、提高軍隊戰斗力;雖然利國利民，但卻得罪了整個官場以及地主富商，理所當然遭到了當權者們的一致反對。而支持他的，也許只有宋神宗。

　　獨木難支的宋神宗

　　宋神宗年僅20歲即位，他胸懷滿腔抱負，不僅要收復燕云十六州，更想重振中原王朝的雄風、恢復漢唐威武，一雪祖宗們遭受的恥辱。而要實現這一目的，必須進行改革，因此他即位不久，就把之前曾上書請求改革的王安石召進朝廷、委以重任。

　　但此時的北宋可謂積重難返，特權階層早已形成、土地兼并日益嚴峻，既得利益者們早已結成了一個足以影響北宋政權安定的特權階層。同時，由于長期以來對文人的寬仁政策(比如“誓不殺大臣即言官”的家訓)，北宋朝廷絲毫沒有漢唐時令行禁止的作風，那些大小官員甚至以跟皇帝作對為榮，對于大小政策更是時常雞蛋里挑骨頭，專門以拆臺為樂(有點像如今西方政府某些反對DANG)，更別說會危及到自身利益的變法。

　　因此，當王安石變法頒布的那一天起，來自各級官員的抨擊、反對之聲就不絕于耳，甚至陽奉陰違、曲解亂來。而在軍事方面，由于上百年的重文輕武，北宋的軍事人才極度缺乏，尸位素餐、混日子的將士不在少數，徹底改革談何容易。

　　總之，看起來王安石變法與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頗有一些相似，但兩者面對的各項主客觀條件相差懸殊，再加上當權階層巨大阻力，更像是脫離了現實的理想主義，其失敗也在必然之中。變法之后，北宋雖然也取得了“熙河開邊”這樣的成績，但面對朝野無處不在的使絆子、下黑手，各項措施落實得并不如人意。公元1082的永樂之役，北宋戰敗，200多位軍官戰死，并損失了二十多萬軍人和民夫，宋神宗悲痛不已、當朝痛哭，三年后郁郁而終，年僅38歲。他死后，王安石變法也隨之被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