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朝代都有神童，唐朝也不例外。為了最大限度地培養這些早慧兒童，唐朝創立了科舉的童子科。然而，這一計劃遭遇了許多波折，最終導致沒有成功發展起來。

　　童子科也可有“貓膩”

　　唐代科舉中，尚有專為早期教育成功者設置的童子科。這是漢魏時期就有的傳統，就是12歲以下、至少能背誦一部儒家經典的早慧兒童，可由郡國向中央薦舉，經面試合格，授童子郎，就是“少兒后備干部”。

　　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倡議將察舉孝廉的年齡限制確定為40以上，其實左雄也贊成梯隊式的干部培養辦法，當時有“汝南謝康、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就是經他本人奏拜為童子郎的。還有，《三國志》卷十五記：司馬朗12歲試童子郎，監試官見他“身體壯大”，懷疑他實際年齡早已超標，于是嚴加盤問。司馬朗氣憤地說：“我這么大塊頭是天生的，我雖然稚弱，卻沒有羨慕高官的風氣，折損自己的年齡以求早成，這不是我的志向!”兒童背誦一部儒家經典，并非特別難的事，可是因為一旦通過，就是入仕捷徑，因此考場上以大小伙子冒充童子軍的，大有人在，即司馬朗所講的“損年以求早成”。何況那時還沒有骨齡檢測這種技術手段，監試官什么的則完全可以收買。

　　年齡限制嚴

　　唐朝舉童子的條件比前代更嚴，年齡多限制在10歲以下，而且必須由最高一級地方行政長官推薦。武則天時，裴耀卿8歲，試《毛詩》、《尚書》、《論語》及第。還有一個王丘，11歲通過童子舉及第，別人誦經，惟獨他自己要求作文，于是聲名大揚。

　　童子獲得做官資格后要等多長時間才能授官呢，我們仍以裴耀卿、王丘為例：裴耀卿8歲及第，“弱冠拜秘書正字”，就是20多歲才授職。王丘則是“弱冠，又應制舉”后，才授職奉禮郎的。但相比30歲獲得做官資格的人，到40歲才能登堂上任的平均水平，舉童子的上崗時間應該說大為提前了，于是“望子成官”的家長都想鉆營這條捷徑，貓膩在所難免。

　　所以到唐德宗時，禮部侍郎楊綰上奏請求廢除這一“僥幸之路”。往后停復無定，可見其爭議之多，大概和今天的“奧數”是否應該舉辦不相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