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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戰(zhàn)爭中，動輒便是數(shù)十萬大軍，例如戰(zhàn)國時期“長平之戰(zhàn)”，秦趙出兵多達百萬;又如新莽末年“昆陽之戰(zhàn)”，王莽出兵42萬;再如東晉十六國時期“淝水之戰(zhàn)”，前秦出兵多達112萬等等。那么，在生產能力相對落后，運輸補給能力相對較差的古代，真的能夠出動如此多的兵馬嗎?其實關于這個問題，我們要分兩種情況來看。
情形之一：征兵制下出兵數(shù)量極為夸張
典型例子：秦漢征兵制、隋唐府兵制、明朝衛(wèi)所制
古代軍事制度中，征兵制和募兵制乃是軍隊組成的兩種主要方式，雖然歷代王朝皆采取兩種制度并存的方式組建軍隊，但卻均存在一定的側重點，秦漢、隋唐(中前期)、明朝便是典型的以征兵制為主，募兵制為輔。
所謂征兵制，便是國家依靠行政手段強制征集百姓補充軍隊的制度，其典型特點便是戰(zhàn)時為兵、閑時為民，而其典型代表便是秦漢的征兵制、隋唐的府兵制和明朝的衛(wèi)所制。
1、秦漢征兵制
從春秋中后期開始，各諸侯國便開始相繼改革田制和軍制，從而打破了奴隸不準當兵的限制，開始將兵役擴大至所有男丁。戰(zhàn)國時期，各諸侯國開始普遍推行郡縣征兵制，即按郡、縣、鄉(xiāng)、里等行政體系征集境內丁壯為兵。于是，各諸侯國除了魏武卒、秦銳士等少數(shù)精銳部隊為職業(yè)軍人外，戰(zhàn)爭時期出征的軍隊大多以征兵制為主，百姓們平時務農，農閑時則要接受軍事訓練，戰(zhàn)爭爆發(fā)時則應征入伍出征作戰(zhàn)。
根據(jù)云夢秦簡《徭律》和《戍律》的記載，當時各諸侯國主要采取“卒更”、“踐更”、“過更”、“貲徭(戍)”和“居役”等方式，確保所有適齡男子全部接受軍事訓練，從而保證戰(zhàn)時國家的動員能力和軍隊戰(zhàn)斗力。另根據(jù)《云夢秦簡·編年紀》的記載，秦國不僅是普通百姓，就連官吏也要接受軍事訓練，只有達到一定爵位才可免征。
根據(jù)《漢儀注》等史料的記載，戰(zhàn)國時期的百姓自15～17歲起役，60或65歲而免。如秦國規(guī)定，凡17歲的男子必須向官府登記，申報姓名、年齡、健康狀況等，稱為“傅”。傅籍后，隨時應征，至60歲免役，有爵位者則可提前至56歲止役。
在《商君書·兵守》中，則有“三軍：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此之謂三軍也”的記載，可見國家一旦陷入生死存亡之際，基本可以說是男女皆兵，從而達到最大動員能力，《漢書·嚴安傳》也有類似記載。彼時，一旦戰(zhàn)爭爆發(fā)，“十丁抽一”幾乎就是常態(tài)，而在危及國家存亡的戰(zhàn)爭中，甚至可以達到“六丁抽一”，乃至“男子當戰(zhàn)，女子當運”的地步。直到漢武帝后，國家出征才開始逐漸以募兵制為主，至東漢后募兵制開始逐漸取代征兵制。
2、隋唐府兵制
隋唐府兵制其實早在南北朝時便已經開始出現(xiàn)，東魏于“邙山之戰(zhàn)”中敗于西魏，為了補充兵力，于此后數(shù)年內不斷收編關隴漢人豪族的鄉(xiāng)兵部曲，選任當州豪望為鄉(xiāng)帥，后建立起八柱國(大將軍)、十二大將軍、二十四開府(又稱二十四軍)的府兵系統(tǒng)。
后歷經宇文泰、宇文護的發(fā)展，至北周武帝年間，改府兵軍士為“侍官”，將府兵納為皇帝的親軍，不隸屬國。同時，廣募漢民入伍，免其服役，只要一人充當府兵，全家即編入軍籍，不屬州縣。軍人及其家屬居城者置軍坊，居鄉(xiāng)者為鄉(xiāng)團，置坊主、團主以領之。
隋朝建立之后，隋文帝楊堅于開皇十年(590年)下詔，“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tǒng)領，宜依舊式”。自此，府兵本身歸軍府統(tǒng)領的組織系統(tǒng)雖然保持不變，但卻標志著兵農合一的完成。
唐朝基本沿用了這一制度。根據(jù)《歷代兵制》和《唐六典·兵部》的記載，唐初規(guī)定，內府即“三衛(wèi)”“五府”之兵，從二品至五品官家子孫中征集，非高官子弟不得躋身此列。而設于諸道折沖府的外府之兵，“皆取六品以下子孫及白丁(無爵人家)無職役者點充”。
年齡一般在20或25歲以上，56或60歲以下，每3年或6年點選一次，“財均者取強，力均者取富，財力又均，先取多丁”(《唐律疏議擅興》)。為兵者依均田令授田，免租庸調，并可立功得爵入官。凡出征作戰(zhàn)或番上宿衛(wèi)，須自備一定武器、資糧。
府兵制乃是唐朝初期的主要兵制，直到唐中期均田制遭到破壞之后，府兵制才開始衰敗，征兵制逐漸被募兵制取代。
3、明朝衛(wèi)所制
在反元建國這段時期，明朝積攢了大量兵力，戰(zhàn)亂年代一口吃的便可養(yǎng)活一個士兵，可隨著天下平定，朝廷要養(yǎng)如此多的軍隊，卻并不是一件易事，為了減少朝廷負擔，朱元璋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在全國各軍事要地設立衛(wèi)所，正式建立衛(wèi)所制。
衛(wèi)所制下，每衛(wèi)下轄五個千戶所，每千戶為一千一百二十人，設千戶。千戶下轄十個百戶所，約一百一十二人，設百戶。百戶之下又設總旗、小旗等單位。衛(wèi)所官兵于各地開墾屯田耕種，從而實現(xiàn)自給自足，而負責屯田種地的，便被稱為屯軍，而負責駐守操練的，則被稱為旗軍，兩軍定期輪換。
衛(wèi)所之中，除了京城的上直衛(wèi)等為皇帝親軍外，各地衛(wèi)所分別受各省省都指揮使司統(tǒng)領，隸屬于五軍都督府，亦隸屬于兵部，有事從征調發(fā)，無事則還歸衛(wèi)所。而為了確保衛(wèi)所充裕，朝廷還設立了一套軍戶制度，軍戶為世襲，且管理頗嚴格，除籍十分困難，大致上除非丁盡戶絕、家中有人成為高官或是皇帝特免，是無法除軍籍的。
明朝中期以后，雖然由于軍士占役，軍戶大量逃亡，軍屯遭到破壞等因素影響，衛(wèi)所制趨于崩潰，逐漸被募兵制所取代，但明朝的衛(wèi)所制還是一直延續(xù)到了明末。
如上，無論是秦漢時期的征兵制，還是隋唐時期的府兵制，亦或是明朝的衛(wèi)所制，龐大的兵力來源，都極大確保了國家的動員能力，除了明朝中后期因軍屯崩壞導致朝廷需要支付軍餉之外，戰(zhàn)國、秦漢和隋唐出兵朝廷的負擔相對均較小，這便是朝廷動輒能夠出動數(shù)十萬大軍的原因。
事實上，“昆陽之戰(zhàn)”和“淝水之戰(zhàn)”，朝廷之所以出兵數(shù)量如此之巨，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從各地抽調大量百姓入軍參戰(zhàn)。但如此大規(guī)模的征調，軍隊數(shù)量固然能夠保障，但軍隊的質量卻相對較低，這也是其他朝代很少以征兵制為主的重要原因。
情形之二：虛張聲勢夸大自身兵力
典型例子：赤壁之戰(zhàn)
古代戰(zhàn)爭中，夸大兵力似乎是個習以為常的事情，哪怕僅有幾萬甚至數(shù)千人馬，也敢“號稱”數(shù)十萬大軍，這也是導致史料記載之中，動輒出現(xiàn)數(shù)十萬大軍的一個主要原因。
例如《漢書·高帝紀》中便記載，“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也就是說，“鴻門宴”發(fā)生之前，劉邦與項羽在關中相會，項羽統(tǒng)兵四十萬(本部兵馬+諸侯聯(lián)軍)，卻號稱百萬大軍，劉邦統(tǒng)率著十萬兵馬，卻號稱二十萬之眾。
而古代之所以會如此夸大兵力，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冷兵器戰(zhàn)爭中，軍心士氣是影響戰(zhàn)局的一個極為重要因素，一定程度的夸大本方兵力，能夠起到穩(wěn)定軍心、提振士氣的作用，同時也可恐嚇對方，打擊對方的士氣。二是具體兵力難以統(tǒng)計，正所謂“人一過萬，無邊無際”，這種情況下要統(tǒng)計清楚對方兵力，實在不是件易事。
而夸大兵力的一個典型戰(zhàn)例，便是東漢末年的“赤壁之戰(zhàn)”。建安十三年(208年)七月，曹操率軍南下，荊州劉表去世之后，劉琮望風而降，后曹操想要趁機消滅東吳，于是給孫權寫了一封信。而在《江表傳》中有“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于吳”的記載，也就是說曹操當時是自稱統(tǒng)兵八十余萬的。
得知曹操的兵力后，東吳諸多大臣均勸孫權投降，周瑜卻對曹操的兵力進行了一番分析，說道，“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
要知道，“官渡之戰(zhàn)”時期，曹操東拼西湊才拿出三萬兵馬，而根據(jù)《三國志》和《后漢紀》的記載，曹操擊敗袁紹之后，雖有七八萬軍隊投降，但袁紹并未予以收編，反而將其全部坑殺。也就是說，“官渡之戰(zhàn)”后曹操雖然實力大漲，但軍隊擴充規(guī)模實際極為有限，而“赤壁之戰(zhàn)”前西北威脅仍在，曹操必然要留守兵力防御，再加上各地的守軍，周瑜所說的“十五六萬”其實已經是極限。
曹操南下之后雖然荊州歸降，但荊南四郡卻只是名義上的歸順，荊州雖有軍隊七八萬之多，但實際上投降曹操的，也就襄陽一帶的兩三萬人馬而已。也就是說，劉琮投降之后，曹操手中最多也就十七八萬的兵力而已。
此外，“赤壁之戰(zhàn)”爆發(fā)之時，曹操還令徐晃駐扎樊城，又令曹仁鎮(zhèn)守江陵，因此曹操實際上抵達赤壁前線的軍隊，滿打滿算也就十萬人左右，而這其中還包含有剛剛投降的兩三萬荊州水軍。
其實“淝水之戰(zhàn)”與“赤壁之戰(zhàn)”極為類似，當時苻堅雖然抽調了各地兵馬一百余萬，但由于各種原因的影響，其實最終抵達前線的還不足30萬人。
綜上，古代動輒出兵數(shù)十萬，其實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征兵制下出兵數(shù)量本就比較龐大，另一種情況則是源于虛張聲勢夸大自身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