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元十九年（803年），韓愈歷經(jīng)職場波折，終于迎來了事業(yè)上的轉(zhuǎn)機，擔任了監(jiān)察御史一職，與劉禹錫、柳宗元成為了同事。

　　三位文豪很快成了無話不談的摯友，常在公務之余飲酒賦詩，堪稱“大唐鐵三角”。尤其在韓愈揭開“古文運動”的序幕后，柳宗元立刻發(fā)聲力挺，并創(chuàng)作了《黔之驢》《種樹郭橐駝傳》等擺脫俗套、言之有物的文章。韓愈對柳宗元極為贊許，二人攜手掀起新派文學的狂瀾。

　　然而好日子沒過多久，韓愈就出事了。他先是上疏炮轟“宮市”(皇家專屬生意)的弊端，接著揭發(fā)嗣道王兼京兆尹李實罔顧天災、橫征暴斂的罪行，要求朝廷廢除苛捐雜稅。從皇帝到權(quán)臣，這個打擊面太大了，最后唐德宗聽信李實的構(gòu)陷，認為韓愈是專門惹事的刺頭兒，將他貶為陽山縣令。

　　眼看前程毀于一旦、忠誠慘遭踐踏，韓愈的心情跌至低谷。而此時劉柳二人繼續(xù)得到朝廷重用，并成為政壇上炙手可熱的紅人。因為劉柳二人屬于李實的部下，所以心態(tài)嚴重失衡的韓愈開始疑神疑鬼，認為是他們在背后對自己捅了刀子，從此對他們怨恨有加。在韓愈寫的連《舊唐書》都認為有失偏頗的《順宗實錄》中，他酸溜溜地說：“王叔文(當朝重臣)把劉柳二人帶進宮里，什么都跟他們商量，可謂言聽計從。”更過分的是，韓愈借撰史之機詆毀由劉柳二人主導的“永貞革新”，完全喪失了客觀、公正的立場。

　　后來唐德宗駕崩，李實被貶官，但韓愈仍遲遲未被召回長安，只是調(diào)到離長安稍近的江陵任參軍，這更讓他懷疑朝中有人針對自己。他寫過一首《赴江陵途中寄贈翰林三學士》的長詩，其中有言：“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冤仇。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不。”也就是說：滿朝才俊，朝廷偏偏看中劉柳二人，很難不讓我懷疑是他們泄露了我關(guān)于朝政的某些言論，從而造成我現(xiàn)在的困境—雖無法斷定，但我先把話撂在這兒，他們絕對有問題!

　　后來“永貞革新”失敗，唐憲宗即位，韓愈被召回長安，任國子博士。這場翻身仗讓韓愈深感欣慰，再加上此時劉柳二人過得很慘，韓愈不再計較過往恩怨，依舊與他們保持密切聯(lián)系。韓愈以為自己很大度，但因他狹隘的猜忌，“大唐鐵三角”的風光不復從前，倒是劉、柳二人的情誼愈發(fā)牢不可破。

　　當然，韓愈品行不壞，還很古道熱腸、樂善好施。著名詩人孟郊、張籍還是草根時，就是韓愈極力幫助他們上位的。他還曾資助十幾個親友的孤女出嫁，甚至很多來找他辦事或拜師的人都住在他家蹭吃蹭喝，有時“僧多粥少”害得他連早飯也吃不上，他卻照樣樂呵呵的。唯獨在對待劉柳二人這件事上，他因急功近利而失了分寸。

　　韓愈死后，劉禹錫寫了一篇《祭韓吏部文》，回憶當年與韓柳二人相交的場景，感情相當復雜—自從與你結(jié)識，我非常愉快，你才學廣博且勇于追求真理，常用精辟的語言開導我，如醍醐灌頂，使我思路開闊。你擅長寫文，而我擅長議論，我們常為學術(shù)問題吵得不可開交，這時柳宗元便笑瞇瞇地站出來為我們打圓場。如今想起那段時光，就像發(fā)生在昨天一樣。

　　寶歷二年(826年)，劉禹錫沉痛地寫下“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xiāng)翻似爛柯人”，此時柳宗元已離世七年，韓愈也已離世兩年，曾經(jīng)的少年意氣如風流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