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89年，當28歲的鐵木真被21個部族尊為“可汗”時，他沒有想到自己的事業會做到多大，一不留神，就打下了一個橫跨東西方的帝國世界，然后給后代留下一個永久性的難題：一個由游牧民族統治的、以農耕民族為主體的蒙元帝國，如何長治久安?

　　這個難題相當致命。因為統治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是，一個搭帳篷，一個蓋房屋;一個文字初創，一個文明已云蒸霞蔚。一個崇尚武力征服世界，一個恪守儒家禮儀本分。而在政治經濟體制上，整個蒙元帝國，幾乎呈現出的是一個二元并立或者對立的世界。

　　有一個例子可用以說明。在成吉思汗的時代，有四個用帳篷群構成的后宮，叫四大斡兒朵。成吉思汗到哪個斡兒朵，就在哪辦公，可謂移動的首都。1229年，窩闊臺即位后，決定修建一個“不可移動的斡兒朵”，這就是蒙古人的第一個首都哈拉和林。哈拉和林里不僅有宮殿，也有為王侯貴族們蓋的宅邸，但是蒙古人不去住，而是在城墻邊搭起帳篷。住帳篷還是房屋，看似一種生活方式，但實際上代表著的是固守本民族傳統，還是接受新生活的兩種態度。它猶如一種象征和預示——住帳篷的帳篷黨和住房屋的房屋黨的水火不容。也昭告著蒙古人由此往后的派系之爭：即是堅持蒙古傳統還是漢化。

　　這話似乎有點危言聳聽，但實際情形是，矛盾和分裂來得不可思議的快，僅僅到成吉思汗的孫子這一代，沖突已然爆發——先是可汗蒙哥和皇弟忽必烈，而后是忽必烈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最后竟然因此而拔刀相見。而這個時間從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算起，到蒙哥即位的1251年，僅僅24年。　　

　　兄弟不和看似與爭奪皇位有關，而實則是執政理念的不同。根據《元史》所記，蒙哥被宣傳是成吉思汗傳統的化身，一位唯一不屈不撓恪守札撒——蒙古法律規范的人，主張“遵祖宗之法，不蹈襲他國所為”。而忽必烈呢，卻被認為是個“漢人迷”。在他還是宗王時，招納的幕僚就大多是漢人，比如海云和尚、劉秉忠、姚樞、趙璧。這一幕府的存在，似乎就是在促使蒙古人漢化。

　　忽必烈最初讓蒙哥不爽的事是出征云南。姚樞建議，漢地以安撫第一，在儒家的治國理念里，安定民心比什么都重要。因此要盡量的“不殺人”。即便大理國拒絕投降，也不屠城。但是在以多殺人為榮的蒙古人看來，這種想法匪夷所思。

　　蒙哥即位后，他的三個弟弟猶如他的三駕馬車。忽必烈負責管理漠南漢地，旭烈兀負責征服西方，阿里不哥堅守哈拉和林。管理漢地，忽必烈用的是由漢人組成的官員隊伍，用的也是漢人的方法，他在河南、京兆(今陜西)和邢州(今河北)進行一系列改革，計劃在這些地區重新建立中國模式的政府，復蘇經濟。

　　忽必烈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然而這卻引起蒙哥的猜忌。他懷疑他的兄弟試圖在其領地建立一個獨立的政權基礎，并借此對汗位發起挑戰。1257年，蒙哥忽然對京兆發動了一次大規模調查，調查組查封了大批行政檔案，罷免忽必烈任命的官員，又處死了一批屬下。情形似乎要危及到忽必烈了，這時姚樞出了一個主意：到哈拉和林去見蒙哥吧，重申對大汗的忠誠，并請求原諒。于是蒙哥寬恕了忽必烈，兄弟和解。　　

　　度過危機的忽必烈，三年后就迎來了自己的天下，他以自己多年在漢地經營的政治經濟基礎，如疾風掃落葉般的，摧毀了與他爭位的阿里不哥，然后大刀闊斧地實施新政。登上帝位的忽必烈似乎可以放開手腳了，但事實并不如此。雖然為了成為中國好皇帝，他已經做得夠好了——幾乎采納了謀臣劉秉忠的所有建議，除了恢復科舉。不恢復科舉，是因為他并不想全面漢化，也不能夠全面漢化，因為那樣的話，他的各級行政機構就會被漢人吞沒。

　　忽必烈也并不完全依賴漢人，他把財政交給色目人，把軍事委托給蒙古人。在政治制度的構架里，他還不得不屈從于蒙古人的一個基本原則：帝國是所有成吉思汗子孫的共同財富，他們享有世襲的軍政經濟特權，這叫家產分封制。于是忽必烈奠定的蒙元帝國，是一個蒙漢混合物，這個混合物在他執政的頭20年強大而穩定，但到他年老時，就四處漏雨了，等到他離去，蒙漢之爭，竟成為分裂和破壞這個國家的主要力量，親蒙派與親漢派輪番上臺，每隔三五年，就要上演一出奪位大劇。

　　十三四世紀的蒙古人認同一個使命：蒙古人要征服、統治全世界。但遺憾的是，他們卻沒有能力統合全世界，于是，成吉思汗給子孫留下了一個偉大的遺產，卻也是一個致命的遺產。它們造就了黃金家族的強大，卻也給家族內部埋下了嫌隙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