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國與漢朝初年，人們一般都說“黃老之學”，漢初的“文景之治“就被認為是黃老之學又一次成功的政治實踐。直到曹魏以降，上流社會大搞文化沙龍，又隨著政治空氣的窒息，關注時政的黃老逐漸滑向了談虛論玄，道家由“外王”轉向了“內圣”，這才有了老莊并稱，進入了莊子之名最顯的魏晉玄學時代。

　　對于“黃老之學”，有個不太雅致的說法，叫“君人南面之術”，相當有法家的感覺。事實上，《老子》對法家確實產生過很大的影響，《韓非子》中就有《解老》和《喻老》兩篇，是最早的《老子》注講本，其中偏重的正是君人南面之術。這門學問還有個名字，叫做“道論”，可見它和道家的關系。君人南面之術，顧名思義，就是教人怎么做領導，怎么搞政治的，屬于古代的行為組織學

　　《管子》，此書在《漢書·藝文志》列入道家類 ，而《隋書·經籍志》則改列法家類。甚至，越往深里看，就越是覺得在漢初各派之間并非那么壁壘森嚴，這和春秋戰國時代實在是大為不同了。比如，當時的青年俊彥賈誼在談到儒家“別尊卑”的禮治思想的時候，卻離奇地引用了《管子》的話，說：“《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句話如果放到《論語》或者《孟子》里邊，一點兒也不顯得扎眼。

　　《管子》雖然托名管仲，學者們卻幾乎沒人認為它真是春秋時代的著作，而把成書年限推定在戰國到西漢這段時間。郭沫若在《藝文類聚》里發現了一段話，和《管子》所載幾乎是一樣的內容：

　　周容子夏以侈靡見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為天下乎?”

　　子夏曰：“可。夫雕橑而后炊之，雕卵然后瀹之，所發積藏，散萬物也。”

　　郭沫若由此推測，“侈靡篇”的真正作者就是這位周容子夏，寫作時間則應該是在漢朝呂后當政的時候。——如果我們相信這個論斷的話，再聯系起《漢書·藝文志》里邊的作品分類，那么，西漢人眼中的道家思想似乎已經隱隱出現了一個輪廓。

　　《管子》八十六篇，《漢書·藝文志》道家類著錄。班固注：“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管子》以黃老道家之道為基礎以其開放性,在理論上解決了儒、法、名諸家之間的分歧,使得道融匯諸家理論,《管子》黃老道家通過一系列環節論證禮、法出自于道。在道與名的融合中,《管子》黃老道家提出“名生于當”的命題,而“當”也就是道的別稱。《管子》黃老道家從名的根源與制定名的圣人兩個方面論證“名”是“道”的顯現,從而最終把“名”建立在“道”的基礎上。正是《管子》黃老道家之道的開放性,使得《管子》黃老道家在理論上可以融合百家。《管子》融道家和法家而得出政治上的黃老學說，提出德、法兼治的政治主張，在中國法律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影響。

　　首次著錄《管子》的《漢書·藝文志》將其列入道家類,《漢書·藝文志》是依據《七略》而來,故最早將《管子》列入道家的可能是劉歆。不僅于此,據說在宋版《道藏》中,《管子》還曾一度被收載,成為道教經典。

　　《漢書·藝文志》認為道家源出于史官。史官在記錄歷史上“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⑤的過程中,逐漸領悟了政治興衰的關鍵在于君主要正確掌握“南面之術”:秉要執本、清虛自守、卑弱自持。應注意的是,這只是道家對于君主政治的一自得認識,而非其政治學說的全部,禮學、仁義同樣為道家所重視,這可以從《漢書·藝文志》特別提及了道家學說的一極端發展反推而得出,“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對道家的思想特征有比較詳盡闡釋的還有稍早司馬談的《論六家之要旨》,司馬談將當時“務為治者”分為六家: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他對其中的“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的“道家”(即道德家)持贊賞認可態度。他總結出道家有如下之特征:1、融合兼具諸家之長,“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2、無為無不為,“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不為物先,不為物后”、“指約而易釆,事少而功多”;3、善于變易,“無成執,無常形”,與時遷,與物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②如以司馬談和《漢書?藝文志》所論述的道家特征去比對《管子》,確有許多符應之處,比如“無為”政治,重禮、法,因人情等。另外,從現存《管子》76篇中,論“道”的就達65篇,“道”字共出現了 486次這一現象,也能作一說明。“虛無無形謂之道”(《心術上》),“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內業》),這是以虛無為本之道;“人道不順,則有禍亂”(《五輔》),這是在講存亡之道;“不自以為所貴,則君道也”(《乘馬》),這是君王南面之道;《內業》、《白心》、《心術》上下等篇,教人怎樣“修道、得道”,馬非百認為“內業”就是今天之氣功氣。

　　《漢書·藝文志》指出道家源出于史官。史官在記錄歷史上“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⑤的過程中,逐漸領悟了政治興衰的關鍵在于君主要正確掌握“南面之術”:秉要執本、清虛自守、卑弱自持。應注意的是,這只是道家對于君主政治的一自得認識,而從《隋書·經籍志》開始將《管子》列入法家,以后的歷代官志著作都承襲其劃法。出現這樣變化的原因,跟道家學說自身的興衰變化有關。《管子》中論“法”的篇幅僅次于論“道”,,至魏晉南北時,老莊之道又逐漸成為道家正統,那么含雜法家思想的《管子》自然就被劃出道家,劃入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