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客觀評價晚清重臣葉名琛?葉名琛是功臣嗎
葉名琛(1807年～1859年4月9日)，字昆臣，，湖北漢陽人，清朝中后期著名疆臣，官至兩廣總督擢授體仁閣大學士。被稱為“海上蘇武”。
根據清史稿列傳記載，葉名琛，字昆臣，湖北漢陽人。道光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土，授編修。十八年，出為陜西興安知府。歷山西雁平道、江西鹽道、云南按察使，湖南、甘肅、廣東布政使。二十八年，擢廣東巡撫。二十九年，英人欲踐入城之約，名琛偕總督徐廣縉堅執勿許，聯合民團，嚴為戒備。華商自停貿易以制之，英人始寢前議。論功，封一等男爵，賜花翎。三十年，平英德土匪，被優敘。咸豐元年，殲羅鏡會匪吳三，加太子少保。二年，廣縉赴廣西督師，命名琛接辦羅鏡剿捕事宜，出駐高州。是年秋，羅鏡匪首凌十八就殲，加總督銜，署總督，赴南、韶一帶督剿。尋實授兩廣總督，兼通商大臣。
葉名琛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形象近乎反面。“粵人憾其誤國，為之語曰：“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之罕有。”史書中的這種評價，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昏聵的咸豐皇帝的個人態度，以第二次鴉片戰爭為分水嶺，咸豐帝對葉名琛的評價陡轉一百八十度。在新中國建立后，出于政治宣傳的目的，葉名琛形象又被刻意丑化歪曲，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
作為朝廷能干的大員將，葉名琛知人善任、勤勉政事;作為鎮壓叛亂的劊子手，葉名琛是令人憎惡痛恨;作為客死他鄉有氣節和操守的俘虜，葉名琛又值得敬佩和尊敬。
首先，我們非常尊敬葉名琛的民族氣節。清史稿記載，“名琛既被虜，英人挾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鎮海樓上。猶時作書畫，自署曰‘海上蘇武’，賦詩見志，日誦呂祖經不輟。”葉名琛在吃完從家中攜帶的食物之后，于1859年不食異鄉粟米絕食而亡，死于印度加爾各答，氣節堪比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
其次，葉名琛善于內政，尤其長于理財。葉氏的祖先葉文機，深諳醫學術理，在武漢開有葉開泰中藥店，是當地出名的老字號。這種商人的家庭背景，加深了葉名琛對商業和錢財的理解，自從廣西太平天國爆發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廣東為朝廷外輸軍餉以千萬兩白銀計，這不能不說與葉名琛善于治理地方有關。
再次，名琛對內征剿還是表現出了很強的能力。咸豐元年開始，廣東治安陷入混亂，義軍蜂起，這是同當時時代背景和沿海地區天地會的傳統有關。在咸豐四年廣東著名的洪兵起事中，廣州僅有一萬五千兵勇，居然抵抗了二十萬人的進攻，守住了廣州城，并最終將洪兵逐出境外，作為總督實際操控局面的葉名琛，他的作用是不能忽視的。
葉名琛曾經深得咸豐帝寵信，穩坐廣東巡撫、兩廣總督位置八九年，是同一時期中惟一長期擔任督撫而又不斷被加封的地方大吏。“葉相以翰林清望，年未四十，超任疆圻，既累著勛績，膺封拜，遂疑古今成功者，皆如是而已。”這要歸功于葉名琛深諳做官之道以及在鎮壓廣東地區各種叛亂、起義時果斷堅決。在廣東紅兵變亂的高峰期，葉名琛親自勾決犯人，一天中有時竟然屠殺義軍俘虜近千人，而平常則“每天有八百名被捕的叛亂者在刑場被斬首”。“如果一天只有三百到四百人被處決，就認為是很少了”。1855年的六、七、八三個月中就有七萬五千人被殺。剛從美國回來的容閎寫道，“天啊!這是一種什么景象!血流遍地，街道兩旁，無首的尸身堆積如山，等待掩埋，但卻并沒有任何準備清除的跡象。……土地已完全被血水滲透，散發出污穢惡臭的氣味，以致周圍兩千碼左右，都被籠罩在這種傳播瘟疫的濁氣之下”。
葉名琛明白沒有不斷的“剿匪”業績，官位的基礎就不牢靠，即使在廣州城不斷被英法聯軍攻擊的情況下，向咸豐帝奏報的仍然是一份份“剿匪”戰報。“默念與洋人角力，必不敵，既恐挫衄以損威，或以首壞和局膺嚴譴，不如聽彼所為，善藏吾短。又私揣洋人重通商，戀粵繁富，而未嘗不憚粵民之悍，彼欲與粵民相安，或不敢縱其力之所至以自絕也，其始終意計殆如此。”按照以往的經驗，英法攻城僅僅是虛張聲勢而已，只要假以時日，危機會自然煙消云散。在英法聯軍的幾次攻城中，葉名琛都堅信：“……必無事，日暮自走爾!”“高談尊攘，矯托鎮靜，自處于不剛不柔，不競不繡之間。”
但是他錯誤地估計了當時的世界形勢。第一次鴉片戰爭后，由于路途遙遠，在當時航海和武器技術條件的限制下，英法列強還沒有對中國形成絕對優勢，因此更多地采用了相對和緩的外交手段。咸豐初年，歐洲形勢突然緊張，隨后爆發了著名的克里米亞戰爭，英法列強在此期間無暇顧及遙遠的東方利益。1856年3月，各交戰國簽訂了巴黎和約，不可一世的沙皇俄國戰敗了。英法必然轉身謀求在中國的更大利益，中國政府如果不做出能讓其滿意的讓步，戰爭不可避免的。
棄國而逃的咸豐皇帝將將戰爭失敗的責任推給了葉名琛，譏為“不戰、不和、不守、不走、不降、不死”的“六不”總督，實際上是在轉移視聽，找了個替罪羊。澳大利亞籍學者黃宇和的《兩廣總督葉名琛》一書中做了深入的探討，得出不同的結論。子湯雖不完全贊同書中觀點，但認為其中很多論點還是很有道理的。黃宇和先生在書中逐條回應了12字的定評：“不戰”，其實是無兵可戰，正規軍正在討伐洪兵，非正規兵由于無薪可支，多數已經解散;“不和”，是的，一直不和;“不守”，守的，當然犯了不少錯誤;“不死”，未必，他可能就是自殺的;“不降”，是的，不降;“不走”，是的，沒有走，更準確地說，是不能走。
當時雙方軍隊的差異已經大到無法一戰的地步。當時廣東清軍大量裝備冷兵器，少數火炮也遠不及英法先進。克里米亞戰爭中，俄軍裝備300英尺射程的滑膛槍，難以抵擋英法聯軍1200英尺射程來復槍的打擊，陸軍最終在人數占很大優勢的情況下被擊敗。清軍與英法軍隊的不對稱遠遠大于俄軍和英法聯軍之間，海軍、火炮、步兵武器，雙方的差距相當于中世紀的歐洲軍隊在同十九世紀中期的歐洲軍隊作戰，幾乎可以視同正規軍屠殺平民。隨后的天津軍糧城之戰、通州八里橋之戰便是這種戰斗結果的推演，而中方的軍隊換成了對當時步兵具有更大威脅的八旗精銳騎兵。
至于有人指責葉名琛沒有搞人民戰爭反抗帝國主義侵略，這只能嘆息這樣的人根本不懂廣東當時的歷史形勢。咸豐四年幾十萬洪兵圍攻廣州佛山等地，這些人是誰?不就是現代人劃道出來的要發動的人民群眾嗎?剛剛用血腥武力好不容易鎮壓下去，誰敢再把他們武裝起來，即使葉名琛有膽子這么做，朝廷也會堅決阻止的。1848至1858年十年間，廣東境內大小戰爭不斷，經過了長久變亂的廣東人，生命朝不保夕，人心渙散。在英法聯軍進攻廣州之時，仍有眾多小販搖船前往聯軍軍艦旁出售水果給艦上士兵;1860年的第三次大沽口戰役中，英法聯軍除了正規軍外，還包括了從香港和廣東征召的苦力運輸隊伍兩千五百人，“英人既敗于天津，復自粵東募潮勇數千人”。從1858至1861年，百萬之眾的廣州人民在五千英軍的統治下，雖有零星反抗，但基本上服服帖帖做了三年英國臣民。在這種歷史環境下，葉名琛即使想也發動不起人民戰爭，子湯不知把誰架空過去就能當場有良策御敵于國門之外。
客觀地看，葉名琛有著很多的無奈，站在當時最理性的角度，莫過于以外交讓步謀求和平，爭取時間變法強國。但是即使葉名琛有這般見識，他能做得了主嗎?當時有一幅挽聯：
公道在人心，雖然十載深思，難禁流涕;
靈魂歸海外，想見一腔孤憤，化作洪濤。
對于這樣一位功過混沌、史說不清的歷史人物，我們真覺得難以下筆。愛國、有氣節;精于官場，老練持重;心狠手辣，殘忍嗜殺;權傾兩廣，壓制異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