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皇帝崇尚“垂拱而治”，即將決策權下放到宰相手中，因此宋朝時期的宰相擁有很大的權力。

　　今人大概多以為“虛君”的觀念產生于英倫，其實“虛君”是典型的儒家理想，儒家所說的“無為”“端拱”“垂拱而治”“垂衣裳而天下治”“恭己正南面而已”“不下席而天下治”等，都含有“虛君”的意思。宋朝以儒立國，儒道大振，“虛君”更成為宋代士大夫的重疊共識。

　　(圖)故宮“南熏殿圖像”收錄的宋仁宗像。仁宗皇帝是“虛君”的楷模，宋人說“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卻會做官家”。

　　北宋大理學家程頤解《周易》，提出：“進居其位者，舜、禹也;進行其道者，伊(伊尹)、傅(傅說)也。”意思是說，天子(舜禹)只是天下的主權者(進居其位)，宰相(伊傅)才是天下的治理者(進行其道)。余英時先生認為：“程頤理想中的君主只是一個以德居位而任賢的象征性元首;通過‘無為而治’的觀念，他所向往的其實是重建一種虛君制度，一切‘行道’之事都在賢士大夫之手。我們還可以肯定地說，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想法，而代表了理學家的一種共識。”確實如此。我這里再引證幾條宋代士大夫的言論，以支持余先生的立論。

　　北宋名臣富弼告誡宋神宗：現在政務“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為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 。顯然，富弼反對君主“親批”政務，即便是皇帝天縱英明，“事事皆中，亦非為君之道”。

　　(圖)朱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號晦庵

　　南宋大理學家陸九淵說：“人主高拱于上，不參以己意，不間以小人，不維制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責其成功。故既已任之，則不茍察其所為，但責其成耳。”表達的也是“虛君共治”的意思。

　　另一位大理學家朱熹曾當面指斥宋寧宗：“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于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于理，亦非為治之體，以啟將來之弊。”朱熹的看法跟富弼差不多，也認為君主不應當“獨斷”政事，否則，即使“其事悉當于理”，也絕不是“為治之體”，而是有“啟將來之弊”的危險。

　　好了，現在我還想特別指出：“虛君”不僅是宋代士大夫的重疊共識，即便是君主本人，也不敢公然與士大夫的共識唱反調。強勢的宋太宗也不能不承認：“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太宗之子真宗皇帝對輔臣說：“軍國之事，無巨細必與卿等議之，朕未嘗專斷，卿等固亦無隱，以副朕意也。”真宗之子宋仁宗更是“虛君”的典范，“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當時有人評論說，“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卻會做官家”。在“虛君”體制中，君主“百事不會”并不是缺陷，而是美德，因為君主高拱在上，處于超然的地位而不親細務，具體治理國家的權責歸于政府。

　　當然，儒家主張的“虛君”，并非將君主當成擺設。君主在宋代政體中很重要，既是主權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禮儀的代表，也具有最尊貴的地位、最大的世俗權威、最終的裁決大權。但君主不親細務，不需要具體執政，而是一切責成宰相領導的政府。

　　到清代時，皇帝才以君主獨裁為榮，如康熙自詡：“今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人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于他人，則斷不可行。所以無論巨細，朕必躬自斷制。”他的兒子雍正也說：“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專司，而總攬萬機，全在一人之裁決。但云委諸有司，則六部之事付之六部，天子者惟有端然高拱而已，豈不為逸?但天下之事可以如此料理乎?”

　　雍正的兒子乾隆干脆宣稱：“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以來，一切用人聽言大權，從未旁假。” 與宋人追求的政治理念，完全背道而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