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當時擁有世界最強大艦隊的帝國，對海洋曾抱有巨大的熱情。然而，在鄭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后，海外航行就被叫停了。盡管哥倫布之后出現了無數的冒險家，但卻再也沒有出現過像鄭和那樣的航海家，這究竟是為什么呢？同時，明朝又是如何錯失海洋時代的呢？
網絡配圖
歷史學家公認，近代世界始于地理大發現，人類完成從地區戰略向全球戰略轉變的決定性因素，是對海洋的發現和海權的獲得，在觀察和評價這一歷史性轉變的時候，一個事實就像卡在筆者喉嚨里的魚刺，不得不先清理出來才能夠繼續談下去。
這根魚刺就是那個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強大艦隊的明朝帝國，那個遠在哥倫布發現美洲60年前就已經到過現在海盜猖獗的索馬里的國度，為什么竟然沒有贏得發現歐洲或美洲的桂冠，而這個國度為什么只是在全球史時代開始之后三百多年才進入了近代?
這根魚刺不只是卡在筆者的喉嚨中，也卡在近代以來無數中國人的喉嚨中，梁啟超在為鄭和寫的傳記中，在高度評價鄭和的同時，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為什么哥倫布之后有無數的哥倫布出現，而鄭和之后卻再無鄭和?但他沒有指出原因。
從1405年開始，鄭和在29年中先后七次下西洋，之后明朝的海外航行逐漸終止，在鄭和最后一次航行回到國內(1435年)之后80年，葡萄牙人來到了澳門，原來行駛著三保船的海洋已經被歐洲人控制了。鄭和率領的明朝海軍在艦隊規模、航海技術和組織協調水平諸方面都是當時的最高水平，這是史學界公認的事實，但是為什么鄭和之后再無鄭和?為什么以巨大的熱情擁抱海洋的國家最后卻退縮起來而錯失了一個新的文明時代?
網絡配圖
史學界對于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存在著爭論，不過我認為，《明史》的說法最為確切，無需別立高論。《明史》上說，派鄭和率領龐大的船隊出洋的原因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也就是說，鄭和艦隊肩負著兩項重要使命，一是尋找有可能亡命海外的建文帝的下落，二是向海外展示新朝的富強。
通過連續七次下西洋，上述兩項目的應當說都實現了，通過“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明朝統治集團了解到，南洋和西洋對中國的安全不構成威脅，散布在沿海地區的政權紛紛歸依明朝，一個符合儒家觀念的“朝貢體系”重新建立了起來。
那么，如此成功的舉措為什么卻在明朝宣德年間鄭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后被叫停呢?我這里舉兩種有代表性的觀點。
一是王賡武先生提出來的，他認為，之所以終止航行是因為鄭和太成功了，“他的海軍滿載榮譽勝利歸來，并確認帝國沒有來自海上的威脅”，因此“鄭和與他的隨從也可以說失去了繼續遠航的意義”(“永樂年間中國的海上世界”，《王賡武自選集》)，由于不再擔心來自海上的威脅，明朝帝國的安全戰略便轉向北方。二是中國航海史研究會提出的，他們認為明朝帝國出于財政上的考慮，停止了海上遠航，在明朝帝國內部，從一開始就存在著對遠航的不同意見，這是一項投入很大的事業，據統計，永樂年間，新建和改建約二千艘海船，每只寶船造價約五六千銀兩，船上裝載的各種賞賜物品花費很大。
網絡配圖
上述兩種觀點，我認為都是成立的，作為一個新興的王朝，其戰略方向存在著爭論，是完全正常的。我們可以看出，明朝的大戰略存在著一個軌跡，從南北平衡轉向重視北方，明成祖將首都從南京遷往北京就是明證，成祖時代的下西洋是作為國家戰略被推進的，無論是尋找建文帝還是耀兵異域，都有明確的戰略企圖，隨著蒙古對北方邊境威脅的增大，在有限資源的約束下，放棄花費巨大的海上活動，是戰略理性的體現，不這樣做，反而是難以理解的。
所以不管出于何種原因，鄭和七下西洋已經解決了皇帝交代的所有問題。再加之出海費用巨大，所以這項活動被漸漸終止，鄭和也就沒有第八次下西洋的機會了。